基辛格的文明观亨利·基辛格是20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以及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推手。
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取得了包括中美破冰、美苏军控协议、越南停战和谈、中东斡旋等在内的诸多外交成就。
审视其丰富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展现出的洞见力。
基辛格不仅是一个外交理论的践行者，更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审视者。
基辛格对中西文明差异性的理性认知和尊重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奠定了他的文明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基辛格开始形成对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初步认识。
康德对于文明间和平共处的理想成为基辛格文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后来对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提供了哲学依据。
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极为推崇康德的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
他在90多岁高龄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仍然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
同时，基辛格还受到了汤恩比、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的影响。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批驳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习惯性观点，认为那种把西方文明当作“全部世界事务变化的假定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
汤恩比在其研究中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认为人类各种文明都具有各自的基本规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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